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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在OK镜 摩羯座的执着10年|陈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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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OK镜首次验配成功率达到96%”——就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我在VBD(Vision By Design)的讲台上做了30分钟演讲。VBD是国际角膜塑形镜学会在美国一年举办一次的官方会议,心目中的这个讲台只属于Randy Kojima、Patrick Caroline这些骨灰级的OK镜和近视防控专家。而这次,当被尊严和荣誉包围时,我感慨万千。这离我第一次接触OK镜,恰好十年,十年磨一剑!


OK镜又称角膜塑形镜,是可以通过晚上睡觉配戴、对角膜暂时塑形的一片超高透氧特殊设计的角膜接触镜,达到白天无需配戴任何镜片就可以看清晰的效果。初次接触OK镜,是2008年我在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读研究生,参与一项旨在探讨各种光学镜片对青少年近视防控效果的国家级课题,由温州医科大学主持,其中一种镜片就是OK镜。当孩子们早上摘下镜片后,他们看清楚了,这种神奇真让我着迷。每天回家,我的脑海里尽是孩子和家长舒心的笑容。是这份神奇激起我的探索之心,引领我一直走下去。


为期2年的课题很快结束,我手上拿着140份数据分析到底哪种治疗对控制近视有效。RGP(硬性透气性角膜接触镜),没有效果。PAL(渐进多焦点镜片),没有效果。最后分析到OK镜,发现在一部分儿童中控制近视效果很好,另一部分则欠佳,我百思不得其解。恰好当年在广州的全国眼科年会上我被安排给香港理工大学的杜嗣河教授做翻译,他是近视研究领域的大牛,也是第一片用于控制近视双焦软镜的发明人。我问他,为什么OK镜控制近视的个体差异那么大?他指点了一下:You check pupil size to see if there’s any correlation(你看看瞳孔大小是否影响效果)。


我茅塞顿开,瞳孔不就是光线进入眼球的光阑吗,如果OK镜是通过增加周边离焦控制近视的,那么瞳孔更大岂不是这部分离焦会更多,眼轴增长更少?我冲到会场楼上的酒店房间,打开笔记本电脑,用最快的速度做了一次相关分析,结果让我心花怒放,和杜嗣河教授预测的相互印证,瞳孔面积和眼轴增长呈显著负相关。这篇文章发表在2012年Optometry and Vision Science杂志(美国视光学会官方杂志)上,成为OK镜领域目前被讨论和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


 

我的第一次OK镜验配实践,是在导师周行涛教授的一项课题中。从申报流程、设计方案,到试戴镜片、分发镜片,到最后完成所有复查及研究数据采集,我一人全包。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完成了技术入门,也采集了宝贵数据用于后续文章的发表。


读博的第二年,我争取到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联合培养的名额。我们这一代都有一个美国梦,仿佛此生不能到这个最发达的国家进行深造就会有遗憾,所以可以想象当初我得知被录取的兴奋。通过刘悦教授的介绍,我进入她所在的Wildsoet实验室。在1年多的时间里,我完成了本需要3年才能做完的实验,研究内容和我硕士课题一脉相承,即离焦和光照对屈光发育的影响,只不过之前是临床试验,这次换成动物模型。我在美国的这段时间,国内的OK镜验配量正在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这时的我已从临床到基础,又从基础到临床的思考与积累中做好准备。


就在我博士快毕业的时候,国内开始对周边离焦和相关产品产生关注,但当时对这个领域熟悉的专业人士极少,于是我成了稀有的“专家”。那年我奔波各地,仅对眼科医生和视光师做周边离焦的培训我就至少做了30次。因为周边离焦的概念非常新,听众接受起来很困难,需要用非常完整、不能跳跃的逻辑链来解释才能听得懂。这对我是一个考验,通过反复的演讲,我欢喜的看到豁然开朗的听众越来越多。这个过程极大的锻炼了我的演讲能力,让我今后站在台上一直都有“我就是王者”的自信。


博士毕业很顺利,但我还是面临在哪里工作的抉择。我是否应该留在美国继续做博后,走研究路线?还是考美国的医师执照在美行医?或者干脆放弃做医生到外企谋求一份不错的薪水?还是留在五官科医院文火慢熬的做3年住院医生?那年我30岁,而立之年,也是困惑之年。导师告诉我,塑形镜的未来一定属于中国,他希望我留在中国开花结果。然后,在修炼自己学术的同时,不妨去做一座桥。因为英文出色并有留学经历,是难得的一座可以促进中外交流的桥,但一定要有自己的研究作为桥基。


机会青睐有准备的人。当美国角膜接触镜行业巨擘Craig Norman来华巡讲时,我为他全程翻译,去了横跨中国的6个城市,做了6次演讲。演讲结束的晚上我们开怀畅饮,无所不谈。在西安的那天晚上,他第一次问及我做的研究,“Peter, tell me about your research(Peter,和我说说你的研究吧)”。好不容易逮着机会,我就把硕士和博士的研究内容大致捋了一遍给他听。他听完后捋了一把下巴,问Charles先生,“Are you interested in getting this guy to GSLS next year?”。点头。我的第一次美国会议发言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我还没来的及问GSLS到底是个什么会议!

 

*我和Craig Norman(左)、Charles DiNatale(右)在兵马俑,2014年


去了GSLS会议之后,我的感触是,为了不让自己变成井底之蛙,每年参加国际会议是必须的。GSLS是Global Specialty Lens Symposium(全球特殊接触镜大会)的简称,OK镜和近视控制也是这个会议的重要主题之一。我在大会上的演讲题目是“角膜塑形镜对角膜曲率的影响及与近视控制相关性研究”,是唯一一个演讲的亚洲人。因为我的演讲内容和风格很受欢迎,第二年我再次被邀请参加GSLS并发言,不得不感谢Craig的知遇之恩。记得他对Charles先生说过一句话,“This guy has patients, has data, he’s the future of orthokeratology(这家伙又有患者又有数据,他就是OK镜的未来)”。

 

*左 Michael Lipson,中 Earl Smith,

拍于2015年拉斯维加斯GSLS


在刚过去的VBD会议再次见到他,和他在意见领袖专家会议上同台演讲,会后他兴奋的像个孩子似的跑来对我说,“See? I’m damn right, you made it!(看我说的没错吧,你做到了!)”是的,我做到了,但不就是因为你给我最宝贵的机会吗!谢谢你,Craig。

 

*我和Craig Norman在2018年VBD KOL meeting


我有一个习惯,不管开会的地方是夏威夷还是马尔代夫,我向来待在会场酒店,很少出去玩。国际会议是最重要的社交场合,想让国际同行认识并认可你,不仅要靠口才和实力,也要靠眼缘,靠会场与展台的一次次面对面交谈。只会埋头做研究发文章的人,是难以融入到他们的圈子里的。回想起来,美国、荷兰、澳大利亚、意大利,被邀请演讲的同时我有幸参观世界顶尖的镜片加工车间,和镜片设计师面对面交谈学习镜片设计,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也感谢澳大利亚好友Oliver Woo一路爱护,他在专业领域给予我无尽的启发和帮助。

 

*我和Oliver在威尼斯,2017年EurOK

 

*中 Tanja Malcus,右 Pierre Pitance,2016年在法国Precilens镜片生产车间


*和Ron Beerten讨教镜片设计,2016年在荷兰Procornea镜片生产车间


 

左 Juan Bolivar,右 Jaume Paune,拍于2018奥兰多VBD我们三位的发言后


在参加过的那么多会议中,意大利的欧洲塑形镜会议让我印象深刻。要知道虽然全球有超过200万的OK镜配戴者,仍有眼科医生或患者对OK镜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提出质疑。在这次会议上,主办方联合了多个国家的眼科专家为OK镜证言,我也有幸作为中方代表发出中国医生的声音,告诉他们中国是目前OK镜开展最好的国家,不管是临床验配还是科学研究。以下是录制的视频:



欧洲OK镜会议专家访谈:

角膜塑形镜——视力矫正的未来

 

我们之所以步伐快,是因为不同于国外医生的单打独斗,我们有一个团队在进行医教研工作的推进。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近视眼重点实验室和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平台上工作,又相当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视光学组的接触镜专科由褚仁远教授首创,他是我国第一片国产角膜接触镜的发明人之一。


现团队在周行涛教授、瞿小妹教授的带领下,通过大量实践和循证医学研究,开发出一套对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病及增长的风险评估策略,设计出一组最有效干预近视进展的鸡尾酒疗法。我们团队在OK镜领域发表有影响力的文章1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团队中有两位是国际角膜塑形镜学会资深会员(FIAO),象征国际OK镜专业最高水平。从头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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